编者按：本文转自《新华网·思客》，如实反映了当前农村的现实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呼吁。

1、星散的人口

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老家曾经是人口繁盛，百业兴旺，老有所养，幼有所乐，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，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，大家都满怀希望，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。

人是活在希望中的，希望使人精神焕发，做起事来，劲头十足，认为前途光明，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。

这次回家，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，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，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，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，但幸福感并不强烈，尤其是展望未来，笼罩在人们心头的，多是不确定的阴霾。

在老人的帮助下，回忆了三十年前的人口，也就是1985年左右，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，村子里的人口，一共是132人，这些人中，老中青搭配合理，尤其是青年一代人，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，所以，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。

而目前的人口，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，是126人，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，只有54人，而这54人中，基本以老幼为主，如果只算成年人，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，超过60岁。

老幼相守的村子，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，老一辈，即使无可奈何，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，幼的一辈，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，待到十五六岁，也就开始东南飞了。

乡下，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。

2、即将荒芜的土地

因为劳力限制，村庄里的耕种方式，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：

一是水田当旱地种。

插秧割稻，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，请人帮助犁水田，或者插秧，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，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，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，全村的水田，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。

问及吃饭的问题，都说种一季水稻后，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，不足的时候，就到镇上买点来吃。显然，人口的减少，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。

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，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。

过去都是犁地，锄草，现在都不用了，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，田地退化，土质板结，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，产量大减。

老人们都自我解嘲：这哪里是种地啊。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，但没有劳力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。

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，也已经力不从心，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，种上茶叶或油茶，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，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。

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，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，都没有来得及考虑，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，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，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，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。

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。

因为人口越来越少，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，不需要柴火，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，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，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。

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，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，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，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，小则松鼠、鸟雀慢慢的侵占，大则有野猪成片的蹂躏。

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，往后的发展，基本可以断定，年轻人不会种地了，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，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。

当然，人退林进，也未必不是好事，但村庄的衰落，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。

3、日渐凋零的老一辈

改革开放后，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，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、四十几岁，到如今，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。

这一代人，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，辛苦操劳还无所获，半饥半饱地过日子，子女众多，更是艰难度日，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，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，很有保障，就胼手砥足，起早贪黑，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，所以，这一代人是最辛苦、勤劳的一代人。

劳动惯了，也就成为一种习惯，成为一种生活，长期习惯的生活，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。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，很少坐在家里享福，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，都是坚持劳作，认为白日闲过，就是一种罪过。

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，一把屎一把尿地带两三岁的小孩。

接着就是上幼儿园，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，不择寒暑，每天跑两次。待到大一点，到镇上上学，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，算是陪读，并且，把孩子一送进学校，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，只要能够赚几个钱，什么都愿意做。

村子里的庄稼，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，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，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，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。

精力是有限的，生命也是有限的，接二连三地，这一辈人开始凋零，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，也就撒手西去。

一座座新坟的出现，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，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，最终发现后继无人，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，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，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，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，甚至有的坟头，也难得有人来烧一炷香了。

4、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

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，他告诉我：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，但在家忙过一阵后，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，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，还是去深圳，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，年纪渐长，技术有限，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，工资还少的事情，前些天太热了，就又匆匆回家了，说不想再出去了。

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，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，两边都感觉是鸡肋，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。

其实，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，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，已经奉献给了城市，像一根甘蔗一样，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，汁水留在了城市，这个渣滓，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，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的这片土地上来。

当然，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。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，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，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，没有钢筋，没有柱子，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，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。

田地虽不少，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。

他们的上一辈，把田地视为珍宝，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，到他们这一辈，只把田地当鸡肋，他们的下一辈，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。

想象一下，老一辈已经凋谢，这一辈回归乡村，对种田缺乏激情，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，将是一幅什么样的乡村景象？

5、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

我们总是宗教式地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，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，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？

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，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。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（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），虽然情形有差异，但总体而言，前途似乎并不光明。

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。

大部分青年，都是父母在外打工，由爷爷奶奶，或者外公外婆带大，隔代教育，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，但学业多荒疏，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，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，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，少数初中毕业者，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。

而作为山村的孩子，一进县城，俨然一个大世界，就只知道玩耍，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，索取生活费，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，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，就辍学了事，或者到处混，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。

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。

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，勤俭节约的一面，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，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，毕竟，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。

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，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，开支与收入相抵，并不能有所积累。又对乡下的生活，横竖不习惯，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，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，于是以谈朋友、结婚为名，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，倾其积蓄，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，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。 

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，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，自己没有经济来源，住上楼以后，将何以为生？

我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，兜售蜂蜜，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，硬是卖到150元，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，也是这些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。

6、良风美俗的损蚀

在传统乡村社会，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，人们生于斯，长于斯，老于斯，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，虽然物质不够丰富，但社会有序，人与人之间，家庭与家庭之间，虽然也起干戈，但绝大多数时候，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。

毕竟，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，名声不佳，也往往不受人待见。

但当前的农村，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过去的良风美俗，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，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。

孝道堪忧。

一天与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，谈及子女们的孝顺，她不禁潸然泪下，一口气讲了很多：我一年到头，辛辛苦苦种了又收，得到几千斤玉米，又买饲料和了玉米一起喂猪，一年还挣个万多块钱，我把钱都存在女儿那里，她用我的钱都还了债，但说今后会都给我的。

大儿子回来后，从不给我什么，虽然名义上是他负责赡养我，一回来倒是逼问我的钱哪里去了，动不动就要找我借钱，也给他借了些，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，认为我偏了心，把钱都给了他弟弟妹妹。媳妇总是吵，回家就到处找钱。

是啊，他们应该有钱，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，光工程机械就花了多少万，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钱，再就是背腊肉出去吃。

在农村，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，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，要尽孝道，基本谈不上，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，哪怕八十多岁了。

能够相忘于江湖，对于老人来说，也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可惜的是，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，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，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。

两性关系危险

过去的乡土社会，男女有别，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，但相敬如宾，互相有底线，倒是很平常的。但现在的村子里，从谈话中可以知道，中青年们，男女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开放。

中年男女，因为人口流动关系，夫妻天各一方的，已经很普遍，但留守的一部分人，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，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，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，更有甚者，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妇女，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，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。

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，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，更是随便。

而小青年们，自小因为父母外出，教育失调，在两性关系上，亦难健全，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，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，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，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，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。

急剧变迁中，平静的乡村应对失措，不免阵脚有些乱，这苦果，也得他们自己慢慢去咀嚼。

7、现代化之路也有苦果

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，毋庸多言。

但在内地山村，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，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，难免进退失据，在村子里，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，小小一个村子，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。

垃圾处理难。

随着大量的塑料产品、玻璃产品等的出现，以往那种自然循环的生活垃圾方式，已经难以奏效了，在循环过程中，出现了很多无法消解的多余之物。

如大量洗洁剂、洗衣粉等，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，各种农药瓶、酒瓶、饮料瓶，连同其他一些无法自然分解的东西，都扔到自然环境中去，在家家户户的周围不远处，都有相对集中丢弃这些东西的地方，但在山区，地势有高低，这个丢弃地，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，影响之大，显而易见。

打工者的精神健康。

小小的村子里，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（从村民描述的情形看，大多与情感有关），而未出去之前，都是极为健康的。

从一个宁静而与世无争的环境中，突然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、不讲人情、五光十色的世界中，自然有些人是不适应的，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又有谁会去关心呢？

商业化、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。

过去的换工互助，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，按天收费，一点不含糊；过去走亲访友，带点礼品，或者自己亲手所做，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，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，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，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，反成一种负担，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，或者谁欠我多少；

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，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，热热闹闹、轻轻松松的就组成了抬柩队伍，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，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，给钱办事，买卖而已。

当一切都货币化，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。

传统手艺的消失。

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，积累了很多的技艺，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，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。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，这些都不存在了，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。

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，古朴实用的石磨、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，别致的蓑衣、斗笠等等，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农庄搜集去了，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，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。

取而代之的，一律都是粗糙的、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、塑料制品，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，取其光滑易擦。

8、乡村是否还能重建？

发展中，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承，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，在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，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，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，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、溃烂，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。

1957年5月，费孝通先生回到儿时读书的苏州吴江县雷震殿小学，坐在当年的教室里。

通过在乡下的见闻，以及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言论，我们知道，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，并且越来越严重，而其中的关键原因，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（尤其是人才）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，而向农村反馈的，虽然有，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，长此以往，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。

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工业，利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农产品，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，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，农产品的自给，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所以乡村的发展，似乎不能任其衰败下去，现在的村民，粮食不够，还可以到市场上买点来补充，但一任发展下去，将来还能以能接受的价格买到吗？

或者再退一步，即使最终都城市化了，不考虑乡村的荣枯，也需要乡村的人口都能够在城市很好地适应下来，稳定下来，不致于像拉各斯那样，农民涌向城市，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，社会问题更加突出，而我们当前的趋势，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尴尬地处于城乡之间。

所以，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，城乡的共生，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。

当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，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，“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，结果连人都收不回”。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，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，乡村医生，也想尽办法到县城，甚至更大的城市。

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，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？

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。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，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，确实，不能否认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，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。

直白的说，就是乡村没有机会，没有地位，没有希望，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。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，未必是很好的办法，但改变我们对地方的不重视，恢复到城乡并重的路子上去，最低限度，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，将是必要的。

这就要求乡村医生、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，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、体面的生活。

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，一方面，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，一方面，要有一种机制，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，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，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，是值得借鉴的。

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，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，而不必一定到中心（镇上、县城、省城、北上广等）才能得到认可，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。

自上而下的重视，物质资源的反哺，也是必要的，今日媒体报道的山西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事实，也充分说明基层缺乏组织力，运转不灵了。

但自上而下的关照，毕竟还是一种外来力量，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积极性，才能真正走出衰败的困局。 

文︱湖南大学老师王君柏